還是在國外讀書的時候，我就想寫一部有關“中國建筑”的書，這似乎是對于相關母語文獻匱乏的一種本能反應。如今人們習慣了流水線制造連夜攢就的“論文”，殊不知“論文（essay）”絕不是簡單地以立場代替知識，以知識代替問題的，總合了立場、問題和知識而在西方同類思想中洶涌而來的“智識”（intellect），使得大多數現有的中國建筑寫作都有些相形見絀。
與此同時，又有一種雙重的沉重感撕扯著我的神經，使得圍繞著“中國建筑”的討論不能盡歡于學院高閣的“白”。這種沉重感，當然，首先來自我們所面對的不盡純凈的、充滿“雜聲”的物質現實：一家人拘于數平方米的城市斗室中的成長經歷也許還算不上什么，那么，描繪我們這個古老而龐大國度的通景畫一定是更為觸目驚心的，它不能被任何一種既有的理論所囊括，而一定是搖擺于汗漫和具體而微之間，那是費正清為《兩種時間》（Two Kindsof Times ）寫序時所談到的亟須“福樓拜、笛福、巴爾扎克”三支大筆而不能盡書的故事，是值得每個曾經在這里浸透的人所夢寐以求的某種真實的原境。
然而，即便經過苦苦思索，我卻始終無法確立這樣一本著作的準確體例，它無法是年譜、地志式的小尺度編目：甲、乙、丙、丁、卯；A，B，C，D，E。也不能是19 世紀博物學家的百科全書那樣一個包羅萬象的結構，這樣的缺憾既因為學力所及，也緣于今天這樣一個現實：以有限的智力和知識構造一個無限圓周式的體系，終將是在時間的螺旋線上游貽笑大方了——毫無疑問，我的選擇只有一個：抓住某些緊迫的、有感的、具有舉一反三作用的議題。
本書收錄了我在過去的若干年內對于當代建筑問題特別是“中國建筑”的思考，也算是從以上感悟出發，對于“中國現實”的某種答卷。它們絕非面面俱到，充其量，只是由于連續的個人經歷和思維方式的整一性，保證了它們較為完滿的感性和真實；與此同時，既然是某種面對現實的思索，那么就無法不同時面對廣闊的理路和這些問題共享的基礎，值得在這里預先寫下，作正文的鋪墊。
首先，討論“中國建筑”一定得有自己的理論和歷史前提，這是我在此為這個專有名詞加引號的原因。如果說“建筑史的歷史學”（historiography）對大多數建筑師還過于抽象的話，“傳統”或者“文脈”都不會是什么陌生的說法吧！可是“建筑學”（20 世紀初由留學生自西方引入）之前的中國營造該如何定義呢？傳統自身的傳統是什么？文脈之外的文脈又是什么？對某些只愛好“創作”的建筑師而言，建筑理論或建筑史幾乎已經可算做建筑設計外一個邊遠學科了，它的岌岌可危到了沒有“產值”就要被淘汰出局的地步，可是我依然要說，理論和歷史研究的目的并非為去尋找某種“原型”或普適性的“規律”，也不在于在博古架上徒然增加可以拼貼的品類，而是在于觀察它作用于現實的門徑，柳暗花明卻又殊途同歸。由此，我們理解既往經驗和現存邏輯的意義不是為了建立某種“本質”中的權威，而是在各種廣闊的“意外”中尋找萬千變化的可能。
對以上設問的解答很可能也是打開更一般問題之門的鑰匙，它意味著一種同時宏觀闊大和具體而微的思路，意味著本身即興趣盎然的寫作，這里的理論和歷史反倒是凸顯了開放的建筑學“實踐”的重要性。
很多當代建筑師同行對于“建筑本位”的思考是值得尊重的，但這種思考有時糾結著非傳統和“創新”的沖動而難免歸于無處了。現代主義以來的建筑學孜孜不倦地尋找著笛卡兒“空間”之外的可能性，大多“創新”依然離不開傳統的和翻新的“類型學”的自說自話，它在尋找建筑內含的語言和意義的同時卻忽略了語言所有的溝通功能，須知語言的意義來自于實踐，“體”與“用”是兩個無法脫離的層面，中西方思想的區別，不僅僅是來自于渺渺乎天人之際的“本體”，而是來自于具體的社會情境和具體的主體，在于“此時此刻”的“手中”和“體內”。這樣的探究是什么時候都不會淪為抽象的，也很難為某一兩種特出的主張所囊括。
20 世紀初在中國建立的“建筑學”完全是個舶來品，因此更加離不開它在新的情境中的不同體認——理論關乎宏觀，闡釋則牽涉到局部，兩者又是通過具體的溝通手段絕對聯系在一起的。教育、建造、媒體、建筑圖或是廣義的建筑再現（representation）手段，因此是我十分關心的內容，它們既包括建筑師感受的轉化，也涉及建筑作品如何為更廣闊的社會所接受（建筑寫作者的本分，就是傳達這樣一種活潑實在的經驗）。這樣看來，我們傳統上所認為“皮相”的問題其實是實質而不是手段，或者說，它們可以同時是出發點和目的地，既新（表述方法）且舊（訴諸熟悉的感受）。例如，近十年中國的都市化的主旋律中有“城”與“鄉”的變奏，在另一端則興起了“景觀”和建筑學的關系——從社會溝通的角度而言，它們并不是新問題，而是老問題，在我國方興未艾的“都市景觀”本是立于“城”和“鄉”的二元對立之上的，這些問題不能刻舟求劍式地套用今天的專業標準而只能回到它們最初的表達方式里去考察。
“情境”和“身體”因此共同織成了更為密致的“文脈”，使得我們對于營造的理解不僅僅囿于“純粹建筑”，還涉及社會組織、社會生活方式和它們的高級表現形式——比如藝術；我們可以討論的不僅僅是今天的建筑，還有歷史上的城市，乃至整個物質文化生活的變遷。擴展知識視野的同時，這樣的討論又不是面面俱到的，對于個人視角重要性的強調，讓“總體建筑”最終不至于淪為泛政治化的討論，而是導致某種開放性的答案。例如，歷史上那些被認為“落后”的城市規劃（奧斯曼的巴黎改建）真的是毫無是處嗎？其實過去認為他們對的人，就和今天認為他們錯的人一樣多。這樣的歷史經驗是值得深思的：因為智者不會空言集體的“態度”，也不會放大表明個人訴求的“愿望”；只有同時審視“非常建筑”和“平常建筑”，才能理解中西建筑學巨大的差異性——時間的差異性，以及高等文化和低等建筑之間的差異性，回到“明星建筑”和“普通建筑”（“沒有建筑師的建筑”）間的中道，在各種看似不相關的現象之間建設出堅實的橋梁。
和很多時報、月刊讀者的想象有所不同，在建筑寫作中寫作者的“趣味”并不十分重要，明星項目中使人驚悚的物質性光環也并不重要。任何有價值的寫作，除了“要做得如何如何”之外，還必須以“別變成那樣”而自勉，原因其一就是不要在思想自身的清理尚未完成之前，倉促地變成一種自我封閉的僵硬無趣的言說（帶有過強政治性和專業性議題的狹窄主題）；其二就是不要“似是而非”，這對于大量汲取西方知識而不具有消化能力的當代中國而言尤其嚴重。而為了避免這一點，除了加強翻譯和導讀，恐怕還要勤于反省和自察。
建筑或許是無法寫作的。那么倒過來，寫作不應該成為建筑創作的奴隸，因為建筑思想應該是從建筑出發，抵達人類共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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